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汪晖教授主讲“东西方学术思潮”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一）

汪晖教授主讲“东西方学术思潮”

2009年12月20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一期由汪晖教授担任座谈嘉宾，主题为“东西方学术思潮”。汪晖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参加本次席明纳的学者还有：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教授顾肃，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高研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吴炫。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席明纳。他首先为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宣布了席明纳的讨论规则和流程，并重点介绍了座谈嘉宾汪晖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理论关注点。

接着，汪晖教授做了二十分钟的发言。他主要围绕伴随民族国家建制而出现的两个问题：

第一，从翻译角度叙述了“宗主权”（suzerainty）和“主权”（sovereignty）的界定及关系问题。英文世界最初用suzerainty来描述奥特曼帝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概念被用于表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suzerainty也被用来界定亚洲世界曾经存在的非常复杂的朝贡、册封和藩属关系。事实上，帝国主义意义上的宗主关系和原来亚洲地区朝贡、册封和藩属关系有着重要的差别，两者并非是同质的。对sovereignty的界定要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打破这类概念与中国相关概念的非学理性对译，从而了解特殊的政治文化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才有可能开放出一个解释上的主动能力。汪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针对区域地区间的特殊关系进行研究，开放出一些新的范畴和视野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这样一来，或许就可以改变简单地仅透过欧洲民族性知识来解释复杂世界这一做法。

第二，如何解释当代中国走过的这条独特道路？事实上，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作为主权的政治体的形成。通常来说，民族国家体系是在二战后逐渐成型和规范化的，比如联合国是典型的承认的主权体系；但是，仔细分析，有多少国家具有真正的主权性？西方有些政治家用“勃列日涅夫定律”来描述部分东欧国家的“不完全性主权”状态，确切地说，北约所属的一些国家、日本、韩国等也一定程度上处在主权并不完整的形态。那么sovereignty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政治进程中，国家和特殊利益之间形成断裂，特殊的政治形态产生了特殊的主权形态，对中国道路的普遍认同是与这一点有密切联系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在现有道路的持续行进中，政党组织、政治结构、社会运行的实质性变化渐渐形成了某种“去政治化”的趋势。汪教授重点指出，普遍认同问题关系重大：回顾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其认同并不是通过一般的民族认同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政治过程建立起来的；观察当下，如果“去政治化”进一步深入的话，那么认同的问题将会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所以，如何从学理上真真切切地回答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无法回避的挑战。

邓正来教授提醒大家：讨论不要以学科为导向，而要通过问题为导向（issue-oriented）的方式，把问题背后可能的知识脉络和学理逻辑挖掘出来，希望大家能对汪晖教授的发言做出各自的学术解读。

在第一轮讨论中，在场的学者提出了如下问题：法理学上的主权概念和政治现实意义上的主权含义是有区别的，两者关系究竟应如何认识？对政治承认这一概念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进行定义，是否已经囊括了政治承认所蕴含的所有可能性？当下中国的历史存在的最为根本之依据的落脚点是什么？中国形成所谓的民族国家，其间存在的基础性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对于主权而言，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感受差异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某些国外汉学家的民族问题研究，一方面忽视了中国的首都是不断在迁移的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形成了将中国的统治者简单界定为汉族的这一错误印象，那么是否存在这一可能性，即传统国家并非基于现代主权观念，或许更容易接受外来王的统辖？从翻译上讲，借鉴蒙古族和汉族的交往历史对我们认识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何帮助？历史的偶然性对于有限主权和绝对主权的差异论是否开放出了新的解释？近代中国救亡图存问题和民族问题、乃至文化问题有何关联？我们对宗主权和主权的过度关注是否会遮蔽民族国家已经形成的文化多元问题？如何认识和理解在主权形成过程中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性？等等。除此之外，大家还对国际法知识上的主权概念究竟是什么进行了争辩。

汪晖教授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主要强调：第一，诚然，欧洲民族主义知识体系是十分丰富的，却也在我们处理各种问题上形成了许多钳制，那么在规范意义上除去民族国家这一系列知识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知识可能性？第二，在独立自主意义上谈论的主权性是与政治文化、政治基础有密切关联的，其所提出的去政治化过程是指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深入，原有的支撑普遍认同的基础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是否产生了危机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谈论的问题，它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乃至“民主的危机”是有很大联系的。

第二轮讨论更加激烈，与会学者主要提出了以下问题：如果说吴三桂当然是汉奸，那么为什么纪晓岚不是汉奸呢？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的时候提出留发或留头的选择，为什么一部分所谓汉族人选择了留发？民族、国家、主权的认同感在中国疆域内有何特殊性？保持国家认同感为什么要去采用文化同化这一思维方式？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找到经验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之间的平衡点？汪教授所倚重的“京都学派”的论述是否从其当时的历史形态和“亚洲共荣圈”建设的思路中脱离了出来？等等。

汪晖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第二次回应。他指出：其一，京都学派从东洋历史和比较历史的角度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即不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单一起源的叙述，这一角度是有意义的。但京都学派对东洋现代性的描述大致都是模仿欧洲现代性的思路，这其中的进化论和历史目的论是要被批评的。如果把唐宋视为近代，那么元代和清代的定位就成了问题，特别清代既有郡县制国家的模式，也有朝贡藩属的复杂关系模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也激发出了一系列现代中国面临的复杂难题。其二，我们的自我认识并未在西方的架构之下，西方对我们而言是内部的。例如，正如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王国斌教授提出的那样，在民族主义的参照之下观察中国史和欧洲史，欧洲和中国似乎均有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一致起来的趋势；但有趣的是，在中国，同构性和差异性是并存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极为丰富，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政治体和文明体的认识。

接着，学者们又围绕下述问题进行了讨论：自强不息的“强”着重彰显的是什么？文化主权的建构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主张“和而不同”是否认同不主张和而不同者的观念和做法？为什么近代以来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都主张废除其国内的长期使用的汉字？等等。

在席明纳的最后环节，在场听众们也提出了如下问题：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用西方民族国家界定中国在理论上产生矛盾和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三十年道路和全球化趋势中占有什么地位？对某个疆域统治的最高权即主权概念和经济是否有关，为什么？如何界定文化概念上的中国？中国历史上民族认同感的建立有何特色？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他指出：这种席明纳形式的重要之处在于大家都能以学术的方式提出和分析各自的观点，通过相互理解和辩论从而加深各自对问题的认识。邓教授代表高研院再次感谢了座谈嘉宾汪晖教授和其他诸位嘉宾以及到场听众朋友们。

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吴冠军、刘清平、孙国东、陈润华、林曦、沈映涵等作为与会学者参加了本次席明纳，并都做了发言。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