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与上海市奉贤中学合办“育贤通识系列讲座”
邓正来教授主讲第一讲：“读书，由心出发的使命感”
2009年9月25日下午13：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与上海市奉贤中学联合主办的“育贤通识系列讲座课程”在奉贤中学报告厅举行了开坛仪式。开坛仪式由奉贤中学校长季洪旭主持。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桑玉成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中共奉贤区区委宣传部长袁晓林等在开坛仪式上致辞。奉贤区教育局领导、奉贤中学校领导以及《文汇报》等媒体记者出席了开坛仪式。
在题为“通识教育，从高中抓起”的致辞中，邓正来教授就该讲座的主要背景和思路等进行了阐释。
首先，邓教授指出，高研院之所以愿意同一所高中开展通识教育的合作，乃是基于下述考虑：第一，旨在推进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改革试验，引导教育体制真正回归教育与学术。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高教管理体制和高中教育体制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是当下最受诟病的几个方面之一，甚至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利用大学资源在高中开展通识教育既是对“应试导向”的高中教育体制与“求职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制度化挑战，更是探索大学与高中良性互动关系的创新性、革命性探索。第二，这种创新性、革命性探索既是以通识教育的新模式解决大学与高中知识链和教育链断裂的问题，也旨在为国家培养真正具有扎实学术功底的学术后备人才。通识教育刚刚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兴起。但是，由于将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完全隔离开来，仅在高等教育阶段推行的主流“通识教育”模式不仅客观上不能解决目前严重存在的大学与高中知识链和教育链断裂问题，而且最终也不利于大学通识教育目标的实现。目前，大学教授不愿意进高中讲学、高中教师也进不了大学讲坛。这种大学与高中师资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要为大学与高中知识链和教育链的断裂承担相当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讲，将教育视为一种分阶段的整体性实践并利用大学资源在高中开展通识教育，不仅是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的创新性尝试，更有利于真正培养通识性学术人才，并最终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高研院历来重视与高中的合作：我们不仅主动邀请高中教师走进大学讲坛，在全国率先聘任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老师担任了高研院兼职教授，而且以此次通识讲座为契机，我们也主动“走出去”，以制度化的方式推动学术名家、知名教授走进高中课堂。
邓教授特别说明了这个讲座的两个背景：第一，高中教育堪称整个学校教育阶段最重要的环节。这是因为：高中阶段是学生受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一旦我们设计好我们的课程体系和相应考核方案，它完全可以成为奠定受教育者基本素质的最关键环节。而且，高中生不同于初中生之处在于：高中生更成熟、更理性、更能接受各种思想，是确立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重要时期。第二，高中教育的“应试导向”使得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他们可以背诵许多诗词和文言文，但却不懂诗词格律和文言韵律，不仅写不出半句诗词，也照样看不懂国学典籍；他们可以记住各种公式、定律，也可以用这些公式和定律解答各种书面化的问题，但却不能运用这些公式解决实践问题；他们可以记住成千上万的英语单词，但是这些单词在他们却是死的，其真正可以用于会话的单词不超过1000个；他们可以背诵出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但却不仅不会用它们去分析各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们可以记住历史教科书上的各种史实，但却不知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知道历史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当权者想让人们知道的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可以被人为建构的。
最后，邓教授对该讲座的思路进行了解释。高研院在听取部分学术委员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高中生的知识需求，专门为其设计了兼顾文史哲和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的讲座方案。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除了由邓教授本人及其复旦大学知名教授为奉贤中学的学生们主讲讲座外，还将由上海、甚至全国其他高校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著名学者为他们带来共计十六场精彩讲座。
开坛仪式结束后，邓教授主讲了该讲座的第一讲：“读书，由心出发的使命感。”
在正式开始演讲前，邓教授对自己所讲内容进行了说明：尽管所讲内容只是自己的个人体验，但背后的道理对他人也应当会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首先，邓教授从理论上指出了读书的必要性。他强调：之所以要读书，一则因为人之经验的的有限性，二且源于人之理性的有限性。这种双重有限性使得我们有必要阅读和借鉴前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讲座的主体，邓教授主要从时代背景和个人经验处罚阐发了“读书，由心出发的使命感”这一命题。他强调：读书要由心出发。“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国家处境所施予的一种使命感，二是内心的困惑。邓教授从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出发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这两个方面是如何统一到其所一直追问的一个“终身问题”上的。
就时代背景而言，他主要结合从社会结构性背景和思想性背景两个方面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及中国思想界的现状进行了阐释。就前者而言，中国自1978年、特别是进入WTO以后开始真正进入“世界结构”之中。为此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世界游戏的规则。但是，有发言资格未必就等于有发言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这种资格对我们而言只是形式而已。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做出这方面的贡献。就后者而言，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不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特定时空中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丧失了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因为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也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就内心困惑而言，邓教授结合自己14岁当童工的经历和困惑对自己一直追问的“终身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一直被教导“生在红旗下、泡在蜜水里”的自己在14岁时不小心成为了“童工”，而他当时同样被教导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出现的“童工”。这一经历让他一直对下列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谁安排的？这个似乎天真的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他准备用一生去研究的问题，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表述就是：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把我们一代人都放到那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去？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或者说中国应该走上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整个人类到底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安排是更可欲的？
这一内心困惑和邓教授本人所感知到的、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时代使命结合在一起，使他在不同学科间穿梭，始终为寻觅“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这一终身问题的答案而思索。
在演讲的最后，邓教授还谈到了三个与读书习惯的问题。关于读书的前提，邓教授强调：一定要首先对“知识的限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批判的可能性由深刻的认识。关于读书的境界，他强调要“追比圣贤”。关于读书的态度，他强调要“慢慢来”。
最后，现场的高中生们就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读书与考试的关系、早恋问题、如何建立良性的父母子女关系、如何在现实压力面前保持自己的使命感和激情等问题与邓教授进行了互动。
在为时一个半小时的整场讲座，邓教授强烈的使命感、深邃的思想以及传奇的人生经历、顽强的定力和毅力、开明开放的育女育人之道等深深感染和感动着现场近600名高一新生和高中教师。演讲结束后，他们围着邓教授签名留影，久久不肯离去。甚至，有学生在现场提问中还明确表示希望邓教授下次再来给大家做讲座。学校领导层在会后也纷纷表示：这是奉贤中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讲座；因为邓教授所讲内容不仅对学生们带来了灵魂冲击，而且对老师们也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震撼。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邓正来教授专职学术助手孙国东博士也全程参加了开坛仪式和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