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制度變遷與意識形態
劉世錦：制度變遷與意識形態
如果說70年代初諾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及其合作者在他們的著作中以制度因素為變量解釋經濟增長而令人耳目一新的話，那麼，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則標誌著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已達到系統化、一般化的水平。
一 暴力潛能國家理論
這部書所描述的制度變遷理論，由國家理論、產權理論（以及交易費用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構成。諾思對國家理論的一個重要推進就是用暴力潛能分配來解釋國家的性質。以往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對國家性質有契約論和掠奪（剝削）論兩種解釋。前者指國家是公民達成契約的結果，它致力於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後者則認為國家是統治者掠奪和剝削被統治者的工具，它將使統治者的收益最大化而無視社會整體福利。諾思指出，契約論解釋了最初達成契約的得利，但未能說明其後不同利益成員的最大化行為。而掠奪論忽視了契約最初簽訂的得利而著眼於掌握國家控制權的人從其選民中搾取租金。因此，這兩種理論都是不全面的。諾思實際上主張從動態過程理解國家的性質，這樣國家就可被認為具有契約和掠奪雙重性質。而暴力潛能分配的理論則為契約論和掠奪論的統一提供了基礎：主體間暴力潛能平等分配導致契約性國家，不平等分配則導致掠奪性國家。從這些認識出發，諾思構造了一個統治者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國家模型，該模型中的國家有如下三個特徵：第一，國家為取得收入而以一組被稱為「保護」和「公正」的服務作為交換；第二，為使統治者收入最大化而為每個不同的集團設計不同的產權；第三，面臨能夠提供同樣服務的潛在對手的競爭，這些對手是其他國家和現存政治─經濟單位中可能成為潛在統治者的個人。在這個模型中，諾思不僅解釋了無效率產權出現和擴展的原因，解釋了「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個使國家成為經濟史研究核心的悖論，而且在此基礎上說明了國家的不穩定，即國家的興衰。
二 產權理論
產權理論以及相聯繫的交易費用理論主要借鑒於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高斯（Ronald V. Coase）引入交易費用後分析企業經濟性質以及企業與市場相互替代的觀點；阿爾欽（A. Alchian）和德謨塞茨（H. Demsetz）關於企業內團隊生產（team production）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為了減少團隊生產中的「搭便車」行為，有必要形成監督體系的觀點；張五常（Steven N. S. Cheung）關於企業在減少產品市場交易的同時又增加要素市場交易的觀點；威廉姆遜（O. E. Williamson）關於為防止小數目（small numbers）交易環境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有必要選擇企業體制和多種縱向中間性體制的觀點，等等。諾思的獨到之處在於把產權理論及交易費用理論與國家理論結合起來，說明經濟組織的存在和相互替代。經濟史上出現了多種多樣的經濟組織形式，如市場、企業、縱向一體化組織等。這些組織形式存在的意義就在於降低由於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增加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既與交易物品和勞務的特性有關，也與特定的考核技術有關。因此，適合於所交易物品和勞務的特性、考核技術獲得改進的組織形式將具有效率優勢。由於稀缺和競爭的無所不在，假如國家是「中立」的，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將代替無效率的組織形式。然而，問題恰恰在於國家是非「中立」的，它只可能在保證統治者及其集團收入最大化的前提下，才會提供和實施一套具公共產品性的規則，其中包括關於統一的度量衡的說明，刺激貿易和生產的產權，區別對待的法律體制和執行契約的實施程序。相反，如果來自內部或外部的較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對統治者構成威脅，那麼，相對無效率的組織形式將存留下來。此外，在徵稅方面，具有低考核費用的組織形式也會存留下來，儘管它們可能是較無效率的。
與高斯關於市場先於企業存在的邏輯假定不同的是，諾思敏銳地觀察到了科層組織形式和交換的契約安排先於市場定價的重要歷史事實。儘管他未對這一發現作進一步的探究，但所涉及的問題卻有很深的意味。應該說，按照節約交易費用的原則選擇經濟組織形式只能在相對意義上理解。由於歷史條件、政治結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自然資源的差異，處在不同經濟中的人們所面對的經濟組織構造可能非常不同。以一個市場獲得充分發展的經濟與一個市場力量非常微弱的經濟相比，人們對市場效率的評價可能相去甚遠。當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如果後一場合的市場有了長足發展，人們對它的效率評價亦將隨之改變。
三 意識形態理論
在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意識形態理論（或稱知識社會學）了。諾思對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的討論都留下了「尾巴」。他認為，在新古典框架內，這兩種理論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全的。為使制度變遷理論更具解釋力，必須由意識形態理論加以補充。當國家處於不穩定狀態時，改變國家結構的行為往往是大團體採取的，而按照新古典的「搭便車」邏輯，這種行為是不應該發生的。但它確實發生了，因為人們相信未來的體制結構更為公正、合理。由於考核費用的存在，任何一種對個人勞動數量和質量的檢查、監督辦法都是不完全的。如果缺少強有力的倫理道德法則的約束，偷懶、詐騙、盜竊等機會主義行為將使經濟組織的生存力受到威脅。更一般地說，如果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在說明無論是資源的現代配置還是歷史變遷的能力上都會陷於困境。諾思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是一種節約機制，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決策過程簡化。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正所持的態度相交織。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思相不相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形態觀點。成功的意識形態大都是靈活的。諾思甚至認為，在經濟組織中，對合理性的投資，即使人們信奉一種旨在表明現存制度和規則合理的意識形態的投資，與考核費用和執行費用也可等量齊觀。
與許多經濟學家相比，對意識形態作用的強調是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特徵和優點。然而，這方面似乎也存在著過份強調和邏輯含混的問題。把意識形態看成一種約束人們行為的機制固然是有道理的，但它未必不能在新古典的模型中得以說明。例如，用描述未來體制合理性的意識形態刺激大團體中的個人克服 「搭便車」傾向，無非是讓他們相信只顧眼前的個人收益成本計算是短視的，通過改變現在的不合理體制他們將能獲得更大的收益。這裡包含的邏輯與新古典的經濟人假設並不矛盾。又如，教育人們「偷懶、詐騙、盜竊是不道德的」，「做壞事要受到懲罰」等，也是讓他們相信不這樣做對他們追求收益最大化而言是更好的選擇。在許多場合，意識形態的作用在於使人們超越鼠目寸光的短視，更為明智和富有遠見地採取行動。意識形態起這種作用是以人的理性有限為其前提。成功的意識形態總是試圖擴展人的理性，使他們在更長的預期中（這意味著調整預期較短時的目標和約束條件）追求行為最優。
毫無疑問，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在許多方面給人以深刻啟迪。另一方面，同新制度經濟學的其他理論一樣，諾思的理論所提出的問題要多於所解決的問題，因為它所涉及的是以前人們從未觸及或較少觸及的領域。不用複雜的比較就能發現，諾思的理論所依托的西方國家制度變遷歷史，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有相當大的差別。顯然，解釋制度變遷理論中至今還沒有確切答案的種種問題，需要經濟學家進一步地探索。
劉世錦 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發表過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