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新：近期文论中的底层论述述略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２００５年１１期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有学者把这次论争视为２００５年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１其实，人文知识界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从１９９０年代末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系列开始，到２００４年《天涯》杂志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底层”概念逐渐进入文论领域，成为文学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
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晚近文论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可能意味着当代文论的又一次转折。这一现象的产生无疑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市场经济的高度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结构转型导致了阶层分化的现实，社会学界对此早已展开了深入、系统而广泛的研究，如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调查等等。一向敏锐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却显得相对迟钝，这种迟钝可能源于８０年代文论的一种惯性运动。从“主体”、“自我”、“个人”、“审美”到“主体间性”、“解构”以及“审美意识形态”，９０年代文论沿着这样的线索惯性地展开。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发展过度以及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也削弱了其对现实问题介入的能力。而人文知识分子处于从边缘化的恐惧与感叹到“新阶层”形成过程中，身份的转折对文学及批评的形态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晚近文论中“底层”概念的出场，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批评重新介入当下现实的一种努力，至少可看作是一次介入现实的愿望表达。在传统的社会学调查和社会分层研究之外，人文知识界的介入有可能打开“底层研究”的一些新的层面，底层问题的文化层面获得了应有的关注。至少在文学领域，底层论述的出场，使被中产阶级恋物书写和技术精英主义写作淹没的一个重要问题得以重新凸现。
如果做一个简略的区分，近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底层论述大约有四种方式。一种是口述史、访谈录、田野见闻以及对与自我相关的底层经验书写。如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蔡翔的《底层》、王晓明的《Ｌ县见闻》、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等等。发表在《天涯》“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中的系列文章大多属于这种书写。第二种是对“底层”研究的国外理论资源的译介，如发表在《读书》上的《“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郭于华）、《底层研究他者眼光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李里峰）、《关注底层》（查特吉）等。第三种是对当前底层文学写作的批评，这些文章散落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评论》、《当代文坛》等专业文学批评杂志上。如《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张韧）、《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丁智才）、《“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陈晓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张清华）、《报告文学的底层意识与作家的文学自觉》（胡柏一）等等。第四种是结合中国语境的理论阐述，如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和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等。
这些讨论涉及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底层论述背后的理论和思想资源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范畴，在西方，“底层”概念可能可以上溯到１９６２年。在Ｔｈｅ Ａｆｆｕ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一书中，社会学家Ｇｕｂｂａｒ Ｍｙｒｄａｌ第一次用“ｕｎｄｅｒ ｃｌａｓｓ”取代了当时流行的“ｌｏｗｅｒ ｃｌａｓｓ”。Ａｕｌｅｔｔａ出版于１９８２年的著作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使“底层阶级”成为社会学系统研究的对象。从１９８７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设立研究底层问题的专业委员会开始，“底层”概念开始在社会学界推广开来。简而言之，西方社会学界，关于“底层”的论述一般有两种理论立场和取向：一种以Ｍｙｒｄａｌ和Ｗ．Ｊ．Ｗｉｌｓｏｎ为代表，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脉络阐释底层的产生和问题；另一种则从行为模式的层面界定底层概念，人类学家Ｏｓｃａｒ Ｌｅｗｉｓ的贫穷文化研究和Ｂａｎｆｉｅｌｄ的底层阶级理论就属于这种范式，Ｂａｎｆｉｅｌｄ十分强调致贫的行为因素。这两种范式奠定了当代相关研究的基础，但这两种范式都已经无法完全关照到今天问题的复杂面向。而美国社会学界的保守派则把“底层”仅仅视为“行为的偏差者”，从而消解了Ｍｙｒｄａｌ的底层概念的“结构受害者”社会批判涵义，其对社会问题的阐释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晚近中国文论中的底层论述与这一脉络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接上了另一条更久远的线索。
这条线索从马克思延伸到葛兰西和当代的后殖民思想家斯皮瓦克。这个脉络中的“底层”或“属下”（“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概念的涵义与上述社会学的“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有着很大的区别。美国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如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Ａ·卡尔合着的《美国阶级结构》——一般把美国社会的结构分为：“资本家阶级”、“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劳动贫穷阶级”和“下层阶级”。底层属于少数派，是根据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来界定的。而葛兰西的“底层”则是指从属阶层，在文化和意识上依附或顺从于支配阶级的领导。葛兰西的“属下”概念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在著名的《属下能够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突出了“底层”不能发音的特征，并且提出。晚近文论中关于“底层的表述与被表述”问题的讨论主要即是衔接了这一批判的知识脉络。在这一知识脉络中，印度学者的“属下研究”（另一翻译为“庶民研究”），美国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南亚农民研究成果中提出的“隐藏的文本”概念，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等等理论资源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理论资源的引入有可能打开当前文论底层论述的新空间。
与此相关，晚近人文知识分子的底层论述重新把“底层的表述”问题提了出来。“底层”能否自我表述？晚近文论无法回避这个斯皮瓦克式的提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刘旭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底层是无话语能力的、被言说的群体，底层难以摆脱被表述的命运。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后记里曾经很具体地谈到了这种沉默和失语。“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海南渔民关于鱼的词语细致、准确，而且数量庞大，但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他们嘲啾呕哑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因而，“底层的表述”就必须转换成“底层如何被表述？”问题。在刘旭看来，被表述的底层常常是扭曲的，被遮蔽的，他怀疑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或老威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２如此看来，文学性的元素成了某种障碍，这样“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就变成不可能的了。这样的怀疑背后可能有着一种认识论上的预设：存在某种真实的底层，而这一真实的底层在文学的表述中被扭曲被遮蔽了。刘旭和罗岗相似都对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前者从中发现了“让底层自己说话”的一种可能性，后者则找到了摆脱“主奴结构”循环的“力量源泉”。
刘旭的怀疑有很大的普遍性。的确，许多人都对当代文学书写底层经验常常保持着某种不信任。丁智才批评当前文学的底层书写存在四大误区：“性爱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伪底层的‘艰难’分享与图解”，“考古、丑化和戏谑”，“形式主义的陷阱”。３这样的批评也已经有些耳熟能详了。陈晓明则把当前小说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表现视为一种美学表现策略：“在小说叙事中，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形成当下小说艺术表现的审美脱身术。”４这样的小说虽然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特色，但在思想意识上却不可能“深化下去”。不少人甚至完全否定知识分子“代言写作”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大多基于对文学知识分子身份的认识：非底层的身份造成他们不可能表述真实的底层经验。这是个马克思曾经深刻讨论过的文学理论命题。
彻底否定“代言写作”可能构成对“私人写作”及“市场意识形态”的一种支持。而这显然又与人们对当前文学中流行的中产阶级趣味及市场意识形态的不满相矛盾。的确，人文知识分子和底层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值得注意的是蔡翔的讨论，他认为：“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代言”问题。１９８０年代曾经讨论过这一‘代言’问题，甚至有过批评，不能说当时的这种批评毫无道理。但是，这种批评，也带来了另一极端化发展，知识分子再也不以人类良心的‘代表’自居，超越性变成了一句空话。知识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个人，实际上最后指向了每一个具体语境下的个人的阶层性。”在蔡翔看来，如何再成为底层的代表是当前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挑战：“底层现在很难表达自己，在今天的知识格局中，它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叙事完成。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叙事呢？知识分子怎样重新进入底层？”５这一看法显然是其《何谓文学本身》思考的延伸。
如何为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这是近几年来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关注的问题。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廖亦武的《证词》、阎连科的《受活》、曹征路的《那儿》、尤凤伟的《泥鳅》以及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等都呈现出了某种“新的可能”。批评界的思考存在各种声音，人们提供了各种方案，回到茅盾与巴尔扎克，回到“左翼文学传统”，回到赵树理以及红色写作；或者是韩少功式的反总体论书写，阎连科的“怪诞”与“寓言化”，廖亦武的“口述实录”……这些思考显然都与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以及如何“再现”一个剧变的时代这一命题相关。张清华在评论《中国打工诗选》时，甚至说：“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是一个包含着“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６
这个命题同样受到海峡彼岸人文学者的关注。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人间杂志》连续多年报导了生活在台湾社会底层的各种人群：“雏妓、矿工、乞丐、游民、拾荒老人、白化症儿童、外省老兵、同性恋者、争取土地的原住民、职业灾害受难者、外籍劳工、歌仔戏班、反污染自力救济、被解雇的工会领袖、政治受难者．．．．．．”其所持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底层问题同样是持“民主左翼”立场的“台社”关注的对象，《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相关专题值得关注：如“劳工与全球化”、“底层反抗主体与论述”等。他们对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进入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底层新处境给予了更充分的关注。而有“小人物代言人”之称的黄春明细腻地描述了底层民众在台湾社会城市化以及经济的国际化过程中的边缘弱势境遇。正如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所言：黄春明等台湾作家深入书写跨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以及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底层处境，“在文学上，深刻表现了外来势力在企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卖淫观光工业中、在劳动运动中深刻的民族矛盾。从６０年代末一直到８０年代初，黄春明、王祯和和陈映真等人，远远在今日学舌而来的‘后殖民’论尚未为学界所意识之前，已经凭着文艺作家的高度敏锐，对于依附化、新殖民地化台湾生活中洋奴买办、崇洋媚外等方面，以审美的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形象地响应了历史与生活所提出的问题，表现了生活，也批判了生活。”７当然，两岸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不同，底层的处境自然也有所差异。但台湾人文知识分子的底层论述和书写仍然具有某种参照意义。
我们的对话《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参与了以上所述的讨论。在这一问题脉络中，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底层概念的非本质主义”、“底层与非底层的共享结构”、“底层表述与文学形式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与底层书写”、“总体论瓦解后的底层叙事”等等，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未曾料到，这次讨论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多少有些激烈的反映，除了站在某种道德高地发出禁声令以及有意无意的误读外，不少批评意见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本篇小文所以有兴趣概述晚近文论中“底层”论述——这一描述是极其简略的，其意在于说明我们的对话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
注释：
１参见曾军：《思想与学术在当代文化中合流——２００５年人文学术热点扫描》，原载《学术界》２００６年１期。
２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４９页。
３丁智才：《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当代文坛》２００５年第一期，第３４－３６页。
４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１２页。
５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８－９页。
６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４８页。
７陈映真：《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联合文学》，第一八九期，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１５７页。
来源：福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