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府书香》：邓正来先生的知识进路

 

（《法府书香》治学之道专栏之一）

 

邓正来先生的知识进路 

（本文载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府书香》2009年6月1日第四期第3版）

 

 

主持人按语：

学术当恢弘视野，道继前贤。前辈学人苦苦求索，披荆斩棘，其治学之经验弥足珍贵。《法府书香》特设“治学之道”专栏，分设“大师治学之道”、“当代学人治学之道”、“西方学术建制巡礼”等专题。愿各界学人共襄之。欢迎思想深刻、语言凝练的来稿。来稿可就历史上或当代某一学人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知识性情等进行描述或研究。也可就治学之道或教育之道进行普遍性的探究。字数在2500—3000字。优秀者可扩至5000字。

来稿请发送电子版至：zhangyanxianguse@sina.com；haisong000@gmail.com 注明“治学之道专栏”投稿字样。

专栏延请吉林大学2008级博士生张延祥主持。首期推出“当代学人治学之道”专题，具体解读本报学术顾问邓正来先生的知识进路。并邀请付子堂教授和其他评论人对作者的论述进行批判性解读。愿读者诸君共赏。

 

———《法府书香》策划人 蒋海松

 

 （邓正来先生欣然为 《法府书香》创办题词：“弘独立思考，倡反思批判”）

 

———————————————————————————

  “当代学人治学之道”系列

 

邓正来先生的知识进路

       吉林大学2008级博士生、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张延祥

 

中国人似乎尚古、崇远，而对当下的、身边的极可能崇伟的失去体察力。 中国大陆的学术似乎可分为真学术与伪学术。伪学术者于学术体制，或盲从，或合谋，甚或操纵；而真学术于学术体制，或周旋，或借助国外学术体制来超越，而最为壮观的令人瞠目结舌者乃是独立于体制外，亦不借助国外学术体制，以一人之力打败整个体制。笔者认为邓正来先生就是这最后者，其于中国社会科学，甚至于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意义，将不仅仅在于其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旗手。

        邓正来先生在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写作即知识进路上无疑是卓有成就的。作为一名学人，我对如何获得知识尤其是知识进路一直在求索。本文便以邓正来先生为个案，对其知识进路进行探寻描绘，冀望从其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治学经验，以期为以后对其他学术巨人的知识进路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而奠定思考分析的框架基础，以期日后专门对治学之道进行系统的考察与更深入的思考，或许可待知识进路学的成形。

知识如何获得？在此，笔者将知识进行两种分类，其一是既有知识即知识传统与增量知识，其二是方法性的进路知识与本体性知识。据此，知识获得便具有相应的分类，其一吸收既有知识与创造增量知识，吸收既有知识可分为吸收方法性的进路知识与吸收本体性知识，创造增量知识可分为创造方法性的进路知识与创造本体性知识。此外，学术创造乃是问题意识引导的结果，对问题意识笔者根据逻辑关系与理性、感性程度把问题意识区分具有内在关系层次的三种：人生根底意识，学术根底意识，具体问题意识。人生根底意识是自己的性格与生活所塑造的；根源于人生根底意识，学术根底意识由知识性情与既有知识结构所决定；这两者感性程度较高，而具体学术问题意识，则须建立于超越于学术传统之上而具有独特性，方可具有学术的有效性。

对某一人来讲，则其知识获得是其知识性情、知识理想、知识努力、知识条件与知识灵感交融合力的结果。邓正来先生视读书为生命存在的本真，如呼吸喝水，每时每刻都沉浸于读书思考之中。他天生具有强烈的知识好奇心，爷爷在其小时候培养了他读书思考的偏好，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现状的质疑及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也就是社会秩序正当性的探求。以探求中国社会秩序正当性为人生根底意识，又鉴于西方数百年的现代学术传统，邓正来先生钻研的主要是西学，其知识理想不在于成为饱学之士，而是在尊重学术传统的前提下，经由解释性研究，而达至批判性研究，甚至连根拔起，以构筑其知识根底意识，并积极自觉的关注中国问题，以构筑以中国为根据的即从中国问题出发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具有中国气派的具有知识增量的学术传统。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邓正来先生选择了独立于体制，曾在地铁里看书，曾住在臭水沟边，过着极其艰苦的经济极不安全的生活；这一知识理想也给了他恢弘无畏的知识气度与超常的学术组织能力，使其成为推动中国学术实现自主与发展的英雄。

何谓知识进路？与治学方法有何区别呢？知识进路应隶属于治学方法，我采用这个语词，在于描述知识获得上的宏观路向，而不指涉具体的细微的在知识获得上的诸如比较、文本精读等微观方法。我根据自己的认识，对邓正来先生的知识进路进行了一个粗略的概括： 

1．学术史精读/翻译：这一方法应该是邓正来先生最先认可并采用的，从1989年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到2005年的庞德《法理学》，再到现在萨拜因的《政治哲学史》，贯彻至今，并在持续。这是学科性、纵向的知识方法，具有被动开放性，其适用的阶段是进入某学科研究的早期阶段，目的在于吸收既有的知识即学术传统，为深入的解释性研究，为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批判性的研究与应用性研究提供学科知识基础。

2．原典精读/大师研究/翻译：最明显的表现是从1994年下半年，邓正来先生开始潜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并开始着手翻译哈耶克的著作。在此先生明确的区分了解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这种方法其适用阶段是进入学科研究的中后期阶段，目的是“跟随某位大师的思考路径进入问题，通过认真的研究逐渐领会一位大师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且大师身后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以及社会背景，所以，这种方法虽被命名为“个殊与深入”，但具有具有纵横交错的特点。精读要厘清作者的思想脉络，邓正来还尤其强调要洞见到其思想脉络的前设。

3．《中国书评》/读书小组：基于学术批判意识，先生于1994年9月创办《中国书评》，内容以书评为主，实乃刊物之首创，其书评必然不同于一般书评，而是论文格式；小南湖读书小组是在六郎庄读书小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去吉大后于2003年11月18日建立。小南湖读书小组 “尝试着以问题为重心展开‘开放性’的思考”，具有“超越学科建制的‘开放性’”。其目的在于在知识的认知方面保持“开放性”，为实现真正的学术批判和知识增量构筑可靠的智识支撑，故其读书报告是论文格式。其适用阶段应是掌握了某一学科学术史之后，进行批判性知识增量研究的阶段。所以这是跨学科、横向的知识进路，具有主动开放性。在笔者看来小南湖读书小组意义非凡，因为她将简单的多读书的意识发展成为具既有内在的学术原理与又有明确的规则的治学形式，即小南湖直接训练与涉及如何进行学术阅读、如何达致学术批判、如何进行学术写作，她可以被称为学术训练万能机床，据笔者的认识，应是邓正来的首创发明。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创设可以说是邓正来先生从1992年11月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所基于的中国问题意识的集中展现，是其20几年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潜力的一次集中释放，也是其总体知识进路的集中展现与推进。这一点首先体现于其基于对中国社会科学现状的判断而确定的知识理想上。邓正来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总体的判断是不自主、落后，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整体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其突出表现在：低积累效应的重复性论著频出；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罕见；非语境化的移植品格尚存；中国化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洞见稀有；国际化的对话能力欠缺等，可以说我们仍未能在根本上确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而其知识理想则是其基于对近代中国以来的学术所进行的三个阶段的划分，而确定的研究真正的中国、不以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的、形成以中国为判准的具有自主性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乃至能够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和方向的第四阶段，即“这一阶段不同于前三个阶段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这样的判准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探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所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影响它们、乃至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和方向的目的。”

    对中国本身进行研究与对交叉学科或“无学科”的研究的强调，在笔者看来，似乎是邓正来创设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两个重要根据与目的。强调对中国本身进行研究即“要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并要“ 研究阐释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经验以及隐含于其间的中国生存性智慧，” 这已落实于“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和“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两大常规性学术论坛中。对中国本身进行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源泉。

    对交叉学科或“无学科”的研究的强调，旨在破除学科壁垒，这已落实于其各种学术活动的设置上，甚至其所有的学术活动都体现了交叉学科或“无学科”性，其中的活动如双周学术沙龙、 学术午餐会 ，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建制。 

邓正来先生以寻求中国正当社会秩序为人生追求，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为学术使命，以深切的中国问题意识与学术批判意识为治学的根基，建制起了具有内在的学术原理与明确的规则的各有侧重、纵横交错的知识进路群。这在中国当下读书／教学/研究无系统进路的背景下，尤显弥足珍贵。

 

特邀评论：

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关注了个人性情对其知识进路的影响。但对邓先生个人与体制的关系分析不足。相对于完全背离体制或者完全沉沦在体制之中，邓正来更多有一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张力与豁达。邓正来从体制内消失、独立治学十余年，近年又由体制外转入体制内，但又试图保持所谓“体制内的体制外”，其独特的学术风格与这一定位有颇大关系。其在法学界引起的巨大影响与争论也与之有关。

    邓教授大力主张回到经典，并在教学实践中一以贯之，这难能可贵，但似乎更多是强调精读现代西方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我们更应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和其他经典作品，特别是邓教授一直强调中国问题的主体性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对此，中华文明的经典作品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前些年，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标志，邓正来教授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大讨论，我们期待邓先生“有破有立”，为之做出更切实的贡献。

姚远（吉林大学 2007级硕士生）:

作者关注治学问题可谓开风气之先，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邓正来治学方法的内在限度。1、“独立于体制外，亦不借助国外学术体制，以一人之力打败整个体制”这一评价并不准确。邓先生不是隐士，他虽然长期游离于常规学术生活，虽然有异乎寻常的坚毅与勤勉，虽然与主流或隐或显认可的前提、旨趣、方式和尺度保持审慎的距离，但是深晓历史感与青年人之意义的他，必定谋求借助体制重建体制的评价标准，或者至少为承认某条或某几条“小路”的正当存在而殚精竭虑。

2、文中重述了邓先生的成长历程，这实际上暗示了“机缘”的意义以及所谓知识进路的非独立性。正是机缘赋予知识主体以不可替代的和值得缅怀的存在意义，这意味着对知识进路——它本身内嵌于机缘——的探讨需要进行明确的自限定。邓先生选择学生的核心先决条件，即对读书的热忱与对学术的敬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教诲的或先于教诲的。

3、该文把邓先生治学中的（1）大师研究、建立小南湖读书小组（2）翻译国外教材、创办《中国书评》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平行罗列，极有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主体一旦离开私人事务进入公共空间，则不得不背负着某种伦理上的关怀和遏制，不能一意孤行。（1）的初衷乃是规训基本功，厚积薄发，其本身与主体特定问题意识之确立没有必然关联；（2）则直接面向公共空间，集中显示邓先生立足于特定民族主义情结同时主张开放性的“中国问题意识”。尽管相关成果同样会刊行，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目前无法要求同样程度的阅读与认可。

孙国东（吉林大学2006级博士，复旦大学教师）：

就邓先生开设的“小南湖读书小组”、“原典精读”、“大师思想Seminar”等课程，以及将来可能还会开设的其他诸如此类的课程而言，我理解，其实其背后都潜藏着邓先生本人所信守的“治学之道”，我将其称之为“走向思想本身，走向理论本身，走向学问本身”。换言之，邓先生意欲传授给我们的其实是：不再是消费主义地记住风行一时的若干“名词”，而是刨根究底地去探究这些“名词”背后的思想积淀；不再是修饰主义地掠阅装点门面的英文文献，而是旁求博考地去细读（close reading）这些文献本身的理论蕴涵；不再是形式主义地开展“各说各话”的学术讨论，而是心虔志诚地去呵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团结”。 其背后还有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由为人品格所决定的一种为学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所强调的我们必须确信“自己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是仅仅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成功，或者仅仅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为开明、更善于治理自己。”

（节选自作者<“你看到洞外的阳光了么？” ——问道邓公随感>一文）

 

法律思想者的冒险：著名学者邓正来教授寄语《法府书香》

法律思想者的冒险：

著名学者邓正来教授寄语《法府书香》

编者敬按：著名学者、《中国书评》主编、我校名誉教授邓正来长期以来关注和关心本报的发展，曾应邀为本报题词和为读者荐书，这次更是欣然命笔，为本报一周年志庆撰文寄语。言辞之间，既洋溢着对青年后学的殷切爱心，也饱含对学界发展的理性洞察，并对通过《法府书香》这样的学术交流形式达成先生所谓“知识上的团结”和通过学术批判达成“知识增量”充满了期望。本报特此鸣谢先生热心学术、垂爱后学之大德，并发愿按先生之引导，为交流思想、推进学术而继续努力。

 

法律思想者的冒险

——寄语《法府书香》一周年

邓正来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当《法府书香》自2006年6月初创之时，我曾以“弘独立思考，倡反思批判”为之题贺，期望在众多校园报刊当中，《法府书香》能够开创新风，独树一帜。在《法府书香》刊行20期、迎来周年大庆之际，我们欣喜地发现，就在这短短的一年中，这份报刊以一种平实的方式踏实成长，不仅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喜爱，还得到了国内外诸多著名论者的关注和支持，而更重要的是，她已经形成了自己某种独特的风格。因此，作为一位一直关注《法府书香》发展的朋友，我有充足的理由在其一周年之际，表达我对她的深深的敬意和祝贺。

众所周知，任何学术刊物之出类拔萃的条件，不外乎这样两项：一是质量，二是特定品格的形成和奠定。《法府书香》的基调，定位于“为推进读者思想交流，促进图书资源的高效利用，营造书香校园，传承博雅精神……报纸定位以人文思想为特色，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基于这一定调，《法府书香》侧重于强调基础理论，强调经典阅读，强调综合性思考。纵观《法府书香》一年以来凡20期，无论是在不同学科学者所推荐的不同经典书目中，还是在穿越历史对经典篇章的解读中，以及在各种读书评论和思考中，都可以看到《法府书香》隐然形成了这样一种取向：她关注的不只是法科学生的专业化知识和纯粹逻辑层面的运作，而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更为宏大的思想结构和社会结构实是法律逻辑体系展开的前提。这一取向贯穿其中，不绝如缕，实质上直指思想传承和知识生产之核心。

在一个法律技术化的时代，《法府书香》致力于潜心读书和综合性思考，这一取向尤为难能可贵。这一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型塑了《法府书香》的特定品格。正是《法府书香》的这一独特品格，注定了她不可能是专业化的封闭乐园，而是法律思想者的开放性冒险。之所以说她是一种冒险，是因为她对自身定位更高，要求更高，而实现这一品格也需要更强的勇气、担当和信念，需要对法律赖以为凭的那些阴而不显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有更深刻的洞见，去探及“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之所以说她是一种冒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时代，任何外部性思想努力都将是一种冒险，换言之，如果法律不只是一套中立的纯粹的技术性知识，而与特定的时空及我们的个体生命紧密相关的话，那么对法律的思考就必定是一种更为艰巨的综合性探索。《法府书香》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思想探索而非专业“犬儒”的道路。这是中国特定时空的要求，也是编辑们和作者们对这一要求认知的产物。

当然，《法府书香》对这一思想探险者的道路的选取，任重而道远。在我看来，要想在思想的激流中把握自身的方向和定位，奠定其特定的品格，《法府书香》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需要致力于加深思想素养，而思想素养的养成则要求《法府书香》有着更大的学科开放性。目前法学界狭隘的专科化倾向尤为严重，法学的教育结构使得我们的法科学生不得不在研习法律之前就已经被规定成了法律“工匠”，通识的基本阅读严重不足，知识结构畸形。思想素养的加深要求打破既有学科体系和学科划分标准的人为性和局限性，打破学科划分所带来的“反知”屏障，因此，《法府书香》需要发大力气去更多地介绍一些其他学科的重要论著，以完善知识结构和开拓思想资源。

其次，需要致力于学术批判风格的养成。批判性既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也是知识的规定性使然，思想的探索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思想争鸣和批判的过程，也惟有在批判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和思考我们置身于其间的生活世界。因此，《法府书香》需要多介绍一些有批判意义的论著，并展开真正的学术批判，成为一个批判和争鸣的学术平台。当然，这种批判不只是对既有知识的反思和批判，也包括对那些构成这些知识生产之条件的社会政经情势结构的反思和批判，而后一种批判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则有着更为根本性的意义。

最后，需要树立自主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立场。《法府书香》的思考和批判并不是无指向的或随意的。我们在各种思想资源中穿行，而最终想要达到的是自身欲图解决之问题的那个彼岸。这意味着我们对自身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作为特定时空的法学研习者的我们，思考指向的乃是“特定时空”的中国，因此我们的身份问题总是一种隐性的“在场”，而《法府书香》之思想者的探索或冒险之旅也就一定会带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充实的思想内容。

 

来自：http://haisong.fyfz.cn/blog/haisong/index.aspx?blogid=487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