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吴敬琏，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始学术委员。1930年1月24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岢Ｎ裎奔婢梦被岣敝魅巍⒐裨盒畔⒒易裳被岣敝魅巍⒐裨悍⒄寡芯恐行难跷被岣敝魅危恢泄缁峥蒲г貉芯可航淌凇⒈本┐笱Ь醚г航淌凇⒅信饭使ど萄г罕Ω志醚Ы滔淌冢还示醚Щ幔↖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AcademyofManagement，IAM）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现代公司治理
个人简历
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
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Budapest)，研究员
199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
1983——1984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79——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4——197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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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吴敬琏小传
作者：柳红
来源：吴敬琏先生主页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祖籍江苏武进（常州）。外曾祖父邓命辰早年在家乡奉节县从事采矿业和其他实业活动。1891年，即重庆开埠通商之年，“为挽回中国利源”，把他和另一位四川同乡在日本经营的森昌火柴厂迁回重庆，兴办了四川第一家现代工厂[1]。外祖父邓孝然是1909年建立的大型民办企业“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他和胞兄邓孝可参加了1911-1912年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邓孝可则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父母亲（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母亲邓季惺）1929年创立并经营的《新民报》，则以为中等阶层立言的政治态度和新颖活泼的文字版面深得读者喜爱，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一个在全国五个城市拥有八张报纸的报业公司，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永远的民间回声[2]。
从先辈那里，吴敬琏秉承了爱国、强国的赤子之心；为人、处世的正直坦荡；学习、工作的勤勉认真以及求真、求实的不屈不挠。正象他缅怀母亲时说的：“母亲最重要的精神特征，是把自己对社会理念的执著追求同企业家的精明计算和勇敢创新结合在一起。这种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求实态度和顽强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性格特征，是最值得作为子女的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3]。
少年吴敬琏曾经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追随先人寻求中国富强之路。为此，他迷恋“数、理、化、生”课程，渴望中国能够创立自己的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实现国家的富强太平。但是先辈们谋求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道路何其艰难曲折，令人沮丧。曾外祖父曾经一度拥有每年30-40万两白银的销售收入和大量盈利的火柴公司，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洋货倾销的狂潮中倒闭了。外祖父也在他兴办的种种实业屡遭失败后，赍志而殁。特别是，吴敬琏亲眼目睹了父母如何苦心经营《新民报》，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备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步履维艰。由于《新民报》的政治倾向，报社一再遭受迫害，直至发生1947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和南京《新民报》日晚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事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政治环境，使青年吴敬琏在“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实现科学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意识到，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便越来越倾向于进步思想，想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因为中国的振兴，在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几年的读书思索，吴敬琏成长为一个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前进分子”，他完全接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阐明的道理，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成为他坚信不疑的道路[4]。
当新中国诞生之时，吴敬琏怀着满心喜悦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决心投身于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从此，他踏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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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62页。
[2]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吴敬琏：“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纪念母亲”，见《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7-390页。
[4]参见吴敬琏:“中国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原载《我的经济观》第3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535-598页。
一、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1950年春季，吴敬琏到他1948考取的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在他的大学时代，除了第一年有一些和西方大学相同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外，学的都是教员从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汇编。那时中国经济学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已经穷尽了经济学的真理，而西方的经济学说在19世纪中叶以后，就再没有科学性可言。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囊括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重要规律。吴敬琏的经济学学习生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对于他来说，大学生活所给予的较之具体的知识更为深刻的东西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特别是眼看着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医治战争创伤的短短三年，就迎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他想，既然实现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已经使我们百孔千疮、灾祸纵横的祖国起死回生，当实现了它的最高纲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被我们创造出来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豪言壮语激荡在年轻的共和国人的胸中。
1954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吴敬琏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8年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不久，全民“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深信所学的理论：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促使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作为日后在苏联经济改革中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苏联专家A•毕尔曼的助手，他从事企业财务问题的研究。在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参加了全国体制调查和财税等体制改革的研究。实际工作使他发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图画有不小的差别。书上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国民经济必然会无危机地高速度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生产时多时少，比例经常失调。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就出现过两次大的波动。再比如，根据苏联理论，“政治和道义上的完全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实际经济中，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以及各个生活集团之间却经常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有时矛盾冲突激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使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建成不久的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就开始显露出根本性缺陷。适逢东欧各国经济学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在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也尖锐抨击反映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然经济论”，试图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基点来构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上种种质疑之声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使吴敬琏从思想上对原本天经地义的苏联模式开始发生动摇，他赞同价值规律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准备对企业财务体制、价格形成和税收制度等问题作出新的说明。但是，尚未待他的研究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反右运动”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浪潮席卷而来，他不得不怀着力求涤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心情，努力说服自己：运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强调物质刺激和货币监督等原则，是一种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危险思潮，在方向上根本错了，必须改弦易辙。在这一段时间里，吴敬琏在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形成上走过曲折的道路。除了虔诚地为求赎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主动地改造思想，他还发表过深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国内外反响较大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等文章，特别使他平生愧疚不已的是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残酷的现实和复杂而又莫名奇妙的政治运动使这位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又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经济学家内心充满了不可名状的矛盾。
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无情地封杀了学者们的独立研究和自由声音。然而，在吴敬琏那里，经济体制问题一直萦怀于心。
起初，他也认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这一“大革命”的深入，从上到下的一批人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社会现实的丑恶荒唐，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使他对这一切从内心里感到厌恶，对自己诚心参加的这场运动生出疑惑，从而陷入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光怪陆离现象的社会基础和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根源的深深思索之中。出于热爱读书思考的天性、又逢在干校劳改队中与顾准结成的忘年之交。他开始了与顾准一起读书、探寻真知真理的思想之旅。顾准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在吴敬琏的学海生涯中，特别难忘和珍惜的便是这一段在逆境中奇异的充满了酸楚和快乐的读书经历，他说：“顾准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1]
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以后，经济研究所工作和整个学部一样处在瘫痪状态。这时国内经济状况由于政府采取的极“左”政策变得非常糟糕，群众对“左”派的倒行逆施不满到了极点，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吴敬琏孜孜不倦地大量研读中外历史和哲学著作，思考长期以来积于心中的问题，逐渐地，他思想清晰了，开朗了。正是这种思想准备使得他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理论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得以做出贡献。他热情饱满地大书特书，重新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问题，写了一批尖锐揭露“左”的路线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实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加强企业的独立性、为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翻案等方面的文章[2]。人们称吴敬琏“高产作家”[3]，其实许多思想酝酿已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年届半百的吴敬琏终于不负亡友顾准的期望，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致力于实现几代先人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富强，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必须加紧努力。
改革的风帆扬起来了，美好的社会图景展现在眼前，然而哪里是通向幸福彼岸的航船？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人士一起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思想、理论、实践探索，吴敬琏也从此和中国的改革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二十年来，他写就一部部凝聚着智慧、激情、理性和心血，在每一个改革关口都十分有影响的理论著作；走遍大江南北，宣传市场经济的道理，为改革出谋划策。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那么，吴敬琏这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生活过来的人，是如何超越自我，博采众长，成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一位代表人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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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敬琏：“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1995年3月18日)，《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7-390页。
[2]参见《吴敬琏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那个时期的很多文章是与他在复旦大学的老同学、经济研究所的老同事、“文化大革命”中的难友周叔莲，以及复旦的老同学汪海波合作的。
二、换脑筋：从头学习经济学
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企业管辖权和中央政府的其他计划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国有企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放权和让利之后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积极性在短时期内的确有所提高，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刺激效益衰减、职工报酬超支等消极后果，并导致了财政赤字猛增、通货膨胀加剧等宏观病症。问题的症结何在？刚刚获得机会施展才华的经济学家们又陷入了沉思。吴敬琏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放松计划管理和用设立奖金、利润分成等手段加强物质刺激，是不可能全面改善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提高经济效益的。1979-1980年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国营企业单纯注重物质激励的强化（他称作“分配改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从这种“分配方面”移到“流通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他还在1980年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1]。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吴敬琏赞成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并且提出较“拨乱反正”时期[2]孤立的单项措施进一步的改革设想：（1）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2）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但不对企业颁发计划指标；（3）国家把生产资料作价交给国有企业经营，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4）职工收入同企业经营状况直接联系等等[3]。
1980年初和1981年春，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当时在英国大学任教的W•布鲁斯和捷克196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当时流亡瑞士的O•锡克先后来中国讲学，带来了东欧改革经济学的新鲜思想和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组成的整体，每种体制都有自己逻辑一贯的运行规则；经济体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跃迁，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实现这种变革，还会引起经济运行的混乱。东欧改革经济学家的讲学，对当时大体上仍然把经济改革看作一系列政策调整的中国经济学家造成了冲击，也吹来一阵春风。结合自己对于改革的思考，这时的吴敬琏对改革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朦胧中，他仿佛找到了中国“扩权”改革试验不成功的原因，开始萌芽了日后被称作“整体协调改革”的思想。
与此同时，吴敬琏从东欧经济学家较之自己清晰得多的分析中清楚地感觉到前者所具有的一种理论优势，即同西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因而能够运用当时在西方方兴未艾的经济学分支—比较经济制度(现称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与概念，来分析各种改革问题。于是，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一道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比较经济制度学科。然而在大量研读了包括布鲁斯、锡克在内的比较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之后，他发现自己对于他们所给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回答并不满意。比如，布鲁斯的“分权模式”或“含有管制下的市场的计划经济”（plannedeconomywithregulatedmarket）其实无法实现他所设想的将计划和市场的优点结合起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既稳定又有效率地运行。
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原因是对经济制度本身没有恰当的理解，故而从表象出发，反而乱上加乱。这时，吴敬琏清楚地意识到首先亟需从根本上明确：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他把目光投向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要出国求学。
1983年1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时年53岁。在那里，他以极大的毅力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文献涉猎越多，就愈加认识到以往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偏见多么谬误可笑。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本无东西之分。而且从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新古典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两次重大突破，我们在与世界学术界隔绝的情况下，对此知之甚少，却妄自尊大，以鄙夷的眼光看待现代经济学。他认识到，应当取人所长，补己之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为此，除了研究比较经济学外，他不仅参加研究生的课堂讨论，还去旁听大学生的课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了认真的补课。这样的一番工夫，使他更新了知识结构，丰富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手段，从此，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他带来的问题，也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解答：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和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生产问题的症结，又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就要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设定一定的竞技规则。因此，经济体制的首要功能在于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衡量经济体制的标准是它们是否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第二，关于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
有两种基本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一是以行政手段为基础，被称作“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二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被称作“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能有效运转的前提是：(1)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2)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从信息结构来看，在现代社会中，为及时取得保证经济系统畅通运作所必需的全部信息，其成本几乎是无限大；而从激励机制来看，要想克服由于每一个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同所造成的扭曲和偏离，其交易成本也是极大的。结论是，计划经济之缺乏效率，是同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本质紧密联系的。而在市场经济下，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一种全息参数。它们承载了各种资源相对于全社会千百万种其他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信息，社会个别成员通过商品中的相对价格掌握关键信息，就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因而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同时市场活动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既受到竞争约束，又受到产权约束，因而可以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中国有四十不学艺的古语，而吴敬琏以年过半百之身，远渡重洋，艰苦求学，可敬可喜，也可叹可悲。敬则敬其高远志向，喜则喜其丰硕成果，叹则叹其精神毅力，悲则悲其被断送的大好年华。吴敬琏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恩怨，为了这一天，他和全中国人民已经等得太久了。加倍努力地工作，忘我地工作是他的唯一心愿。从那时起，二十年来，吴敬琏几乎没有过节假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工作，熬夜也是常有的事。
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思考，吴敬琏获得了这样的理念：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改革[4]。
搞清楚了基本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以往的改革为什么不能取得成效便一目了然了。从1958年以后成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方向、1980年又在“财政分灶吃饭”中得到体现的分权的方法，不是以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性分权，而是在政府的不同层次间分配权力的行政性分权。而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机制。所以，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既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南辕北辙，又损害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5]由此吴敬琏得出结论，分权的命令经济是一种最坏的命令经济。从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层面看：高度集权乃是计划经济，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性要求。要使计划经济多少行得通，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由中央机关统一下达指令性计划，而且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的层层分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6]要解决中国经济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只在于实行经济性分权，建立市场体制。
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就一直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争论不休，在提法上，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1978）、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79）、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等等过程，其中，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由于吴敬琏顽强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他在1990年的激烈辩论中被坚持计划经济的人们意在贬抑地加上了“吴市场”的绰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吴敬琏却以“吴市场”之美誉名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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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页。
[2]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里，进行了在思想上清除“文革”残余，正本清源的工作，被称为“拨乱反正”。
[3]吴敬琏：“关于现阶段生产关系基本结构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写于1980年。
[4]吴敬琏在“《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后记（1986年6月17日）”中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rket-oriented）的”。《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35页。
[5]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第154-168页。本书写就于1988年，由于其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提法相左，故压滞三年，直到1991年才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冒着风险出版。以后再版数次，1998年又被作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重印。
[6]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69页。
三、“整体协调改革学派”的带头人
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接下来便是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在1985年，吴敬琏就针对当时流行“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提法，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1]。
吴敬琏认为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制的宏大工程。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在旧体制下，生产单位只是计划的消极执行者，其功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机关的计划指令。在新体制下，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它们要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同时对经营后果负责任；所谓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指的是通过竞争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市场，并且不但有竞争性的商品市场，还要有要素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体系；旧体制时代的宏观调节体系是由中央行政当局“一竿子插到底”，通过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决定企业的资源配置。而新的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才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由企业根据市场信号独立自主地作出，行政当局不应干预，当局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通过市场中介进行。为此就要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条件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以上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率地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2]
吴敬琏强调，所谓“配套改革”并不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齐步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必然是分阶段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据此，他认为可以设计出各方面的改革既分步骤、又在每一个阶段大体同步的改革实施方案。比如，企业自负盈亏的程度可以分阶段逐步提高，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可以从初步分离到完全分离的若干步骤；竞争性市场体系应首先力求商品市场较为完善，然后再及于要素市场。其中，金融市场先建立货币市场，后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发展还要掌握三条原则：（1）外部融资为主，内部融资为辅；（2）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3）先有成熟的一级市场然后才有成熟的二级市场；至于宏观调节体系，逐步减少及至取消直接调控手段。
上述以吴敬琏为代表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3]。在80年代中期，就改革的战略选择与各种单项突进的改革主张，与“企业改革主线论”有过激烈的争论。
吴敬琏认为，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是市场制度的枢纽。市场机制正是通过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价格改革。同时，到80年代中期，非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35%，非国有商业在商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不放开对价格的计划管制，它们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在1985年正式采用价格“双轨制”[4]，以便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计划外生产提供必要的投入品市场和产出品市场。但是，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双轨制”使市场参数严重扭曲，企业间交易条件极不平等，进而引致一系列问题。诸如：比价关系严重不合理，部门经济结构恶化；不同的企业应用不同的价格，使平等竞争和优胜劣败无从谈起，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跑步（部）前（钱）进”，寻求特殊政策，而不去关心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高和管理改进；寻租活动甚嚣尘上，给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巨大的温床。吴敬琏对他所说的“双轨制陷井”忧心忡忡，强烈呼吁抓紧时机进行价格改革，即通过“一步放开”和“先调后放”的办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要素价格，包括外汇价格也要随之逐步放开，只有极少数产品的价格，主要是天然垄断部门产品的价格，才实行由有关当局定价的办法。针对有人担心价格改革的较大动作会引发通货膨胀。吴敬琏据理申辨，他说价格总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个别价格的涨落，而是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关系。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比较协调的条件下，个别价格的变动并不会引起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只要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即控制货币供应量，放开价格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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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在198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稿)》征求意见座谈会提出了这一意见。见吴敬琏：“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269页。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93页。参见吴敬琏：“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我们应当从匈牙利改革的成败得失中取得什么教训”、“经济波动和配套改革”等，《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268-269，387-394，292-309页。
[3]见刘吉瑞：“可供选择的改革思路，从吴敬琏《经济改革回顾探索》谈起”，1987年9月10日《读书》杂志(总第102期)。
[4]从1985年开始，国家只在“1983年基数”的范围内用计划价格(调拨价)向国有企业供应物资，其余物资都要按市场价格从市场上采购。这种制度称为价格双轨制。
四、寻求国有经济根本改造之路
吴敬琏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
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从50年代中期介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相当长时期，他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考虑问题的。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他也是按照自己的老师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试图设计一种在保持计划配置资源的大格局下给国有企业以适当的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以便发挥它们的积极性的体制，因而还不能说已经跳出“放权让利”改革思路的窠臼。
回顾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可以归结为四种放权让利的模式：“工人自治”、“行政性分权”、“放权让利”和“企业承包”。最终都没有能够使国有企业恢复生机和活力。原因是这些改革形成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我国从1986年末开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但由于对什么是规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如何按公司制的基本规范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造，以及这一改革的实质和重点是什么等问题缺乏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没有达成试点目的。除了其他方面的改革迟滞的牵制，主要是因为未能找到一种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并成功地实现由国有国营企业制度到这种新的企业制度的转变。
当吴敬琏愈来愈深入地掌握现代企业理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必须实现企业的制度创新。
在80年代中期，他开始有了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为“以公有制法人为主、自然人持股为辅的现代公司”的想法[1]。沿着这种思路深入下去，博采国际论坛上各家精华，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战友们很快走到了国内研究企业理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经济学家的前列[2]。
根据现代公司的理论和实践，吴敬琏指出，传统国有“企业”之所以是缺乏效率，是由于：第一，按照设计，这些经济单位本来就是国家机器的附属品，而不具有企业的性质；第二，由政权机构行使所有者权能，使它们普遍处于所有者功能丧失、产权虚置的状态之下；第三，所有者的各项权能因为由政府的计划、财政、组织人事等部门分别行使而遭到割裂，无法实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模式应当是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制度。吴敬琏和他的“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们强调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能够在所有者（股东）和经营者（高层经理人员）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governance）。对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吴敬琏也多有涉及。象明晰产权界定中对于负债的处理，特别是隐性负债，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险承诺。实际上是由职工过去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形成的。他主张从这部分资产中“切出一块”交回到社会保障基金，或由财政部发行“认可债券”补偿老职工；关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他强调要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代表股东利益的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3]。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吴敬琏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在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为了使改革取得整体性突破，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吴敬琏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年轻人完成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重点研究课题，提出要依托在改革中已经涌现出来和将要陆续建立的优势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发挥资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和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战略性领域集中[4]。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终于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方针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它使得国有经济改革往前迈了一大步。
作为十五大方针的进一步具体化，在1999年陈清泰、吴敬琏为首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又就有关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有企业改组的十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给中共中央写出了研究报告并在报刊上公之于众。这十五个问题是：（1）抓好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3）国有企业应当进行股权结构的调整；（4）改善国有资本所有权行使方式，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机构；（5）改进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工作方式；（6）工会、职代会的作用和职工参与决策；（7）在政资分开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政府机构行为；（8）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9）从体制和政策两方面促进企业技术进步；（10）提高投资效率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出资人制度；（11）加快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建设；（12）妥善解决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分流问题；（13）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14）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改善国有企业的运营机制；（15）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维护市场秩序[5]。这项研究成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为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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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1页“法人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形式”。
[2]1993年出版的《大中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1994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两书都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他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82页。
[4]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等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主编：《国企改革攻坚15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8月版。
五、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的鼓吹者
由于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自然而然地导致如何对待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的问题。从1995年起，他就开始做中小企业的调查研究，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发展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1998年，政府研究如何分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问题时，吴敬琏及其他人士提出应以更大力度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被国务院领导采纳，作出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等指示，把扶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的一项大政策获得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支持。
在吴敬琏“经济形势与中小企业的发展”[1]，“发展中小企业是大战略”[2]，“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3]等讲演和论文中，他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小企业远不止解决下岗职工分流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认识到，发展中小企业不仅能够大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对于保持经济活力、提高效益、促进创造发明、提高竞争力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一句话来概括二战以后的观念，就是“中小企业是主要的创新力量”。这同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期“大就是好”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20世纪初的新技术革命，电能的广泛运用使动力的分散供应成为可能。一方面，资本密集和大量耗能的大规模企业的消极影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作用的扩大使小企业的优势逐渐显露。二战后1973年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获得了普遍认同。吴敬琏举例说，人们常常以为美国电子工业的活力来自微软、惠普等大企业。其实不然。第一，这些大企业是由小企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它们成为大企业后，还要靠收购和改善千千万万个充满活力的小企业的科研突破和发明创造才能保持自己的活力。所以西方国家政府不采取偏袒大企业的做法，而是努力消除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保持竞争环境，为千千万万个小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的小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始终保持发明创造的活力，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战后各主要国家主动打破垄断，如美国的反垄断法、德国的反卡特尔法[4]、日本的公平竞争委员会等等。与此同时，形成了扶植中小企业的整套做法。
吴敬琏认为中国应当从三个方面创建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第一，克服片面追求企业规模、轻视中小企业的观点；第二，消除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政治歧视；第三，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的经营环境。所谓改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1）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一是在信贷融资方面，发展适合于中小企业的金融组织，在对信用社等小型的金融组织进行整顿时，注意防止“一刀切”的做法，保护和发展那些适合于中小企业需要的小型金融机构。二是广开融资渠道，发展股权融资；三是鼓励创办对风险企业的风险投资。2）切实减轻企业负担；3）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4）改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发展中小企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高技术中小企业。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人要迎头赶上。在一片高技术产业热中，吴敬琏提醒人们注意四个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不恰当地估计技术本身演进的推动力，以为只要充分运用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投入足够多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发和引进预定的各项高新技术，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他说，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第二，以为只要有高额的研发（R&D）投资和建设起足够多的大型企业，就足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第三，不要以为关键在于让政府拿出足够的钱来建立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一笔投资，而在于依托什么样的制度搞投资。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钱，而是投融资体制和机制。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如果风险投资的制度安排不能保证具体运作者的个人责任和收益，就很难获得成功。我国目前主要由政府建立和掌握投资基金的做法问题很大。第四，高估政府的作用，以为依靠政府动员资源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根据政府制定的规划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有关领域，由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按照规划的重点开发高新技术，扩大生产能力，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即使民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也要由政府施加严格的管理，把他们纳入国家计划和政府规划之中。吴敬琏认为，1）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民间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因此，它应当尽量从市场活动中退出，更不应直接经营企业和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决策；2）真正适合政府起作用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当在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建立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3）政府必须依据上述原则明确自己职能的定位，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扬长避短，做好份内工作，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总之，制度重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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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8年7月7日在浙江省级领导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专题讲座上的讲话记录。原载于《改革》杂志1998年第5期。
[2]载《改革》1999年第2期。
[3]1999年6月在上海举办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4]中国某些政府倡导的所谓“自律价”，其实是一种价格串谋的卡特尔行为。
六、关注改革的社会政治层面
此外，吴敬琏还对转型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资本市场、防止泡沫经济发生、铲除腐败流行的体制基础、捍卫社会公正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发表见解和政策建议。
他和一些经济学家在1988年引进“寻租”理论，组织有关研究，把对转轨期间的分析置放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1]。
他尖锐地抨击我国证券市场上某些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坑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并对这类活动的制度和政策根源做了大量经济学的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转轨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府职能的分析。
关于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吴敬琏认为，由于转轨时期利益结构的巨大变动，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对建立在人格从属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解构作用，会经常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动荡。改革推动的经济发展同时在正负两个方面对社会关系产生影响，改革初期，人们从“文革”“左”的政治禁锢中获得解放，心情舒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创办乡镇企业使受害最深的农民实现了温饱；在城市，职工和干部工资收入提高，知识分子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提高，因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程度，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某些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的趋势，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长期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引致诸多社会矛盾，象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导致严重的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轮番出现，造成低收阶层的不满；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日益蔓延，招致群众愤恨。吴敬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可能日趋尖锐的种种社会问题，通过民主程序来疏解各种社会矛盾，通过加强民主监督来抑制腐败行为，推进政府改革便成为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
关于各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的态度，吴敬琏作了这样的区分。第一种是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他们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便求得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种是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姓“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国计划经济中出现的弊病，并不是经济体制使然，而是由于形式有误或者方法不当造成的。中国改革正是在这两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的争辩和较量中前进的。然而，由于长时间双重体制胶着并存的状态，一部分人得以利用体制的间隙和漏洞发财致富。他们是“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于是，这些新的既得利益者便构成了第三种社会力量。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随着改革的深入，那种由于行政特权干预和经济秩序混乱而造成的发财机会越小，这些人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甚至会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可能。然而，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因此他们的危害性极大[2]。
面对转型期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吴敬琏认为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第一，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第二，建立新体制的各种基础设施；第三，增强市场，弥补协调失灵。同时他呼吁政府在发挥作用过程中注意保持政府本身的纯洁性，防止政府失灵造成的资源损失，并且政治改革要跟上经济改革的进度，否则整个改革将难于取得完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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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406-438页。
七、“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综合上述研究，吴敬琏在1997年给党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提出必须否定从苏联取来的斯大林主义教条，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的思想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把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按照吴敬琏自己的说法，当我们获得这样的大彻大悟时，我们比列宁在1923年更有理由认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2]
吴敬琏认为，根据上面这种认识，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应当采取以下政策[3]：
第一，明确宣布和认真执行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政策。全面清理各项法律法规，消除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差别待遇和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以及社会身份等方面的歧视，着力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实现在市场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人民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使各种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经济成分都能在国家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各显其能。
第二，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下，除极少数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作为特别法人需接受政府的特殊规制外，一般的国家控股公司和国家参股公司，作为企业，它们将不享有任何特权，而是在统一的法律环境中与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平等竞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一方面承担了很多不应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同时也得到了政府多个方面的特殊优惠。在新的所有制格局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企业)要切断与政府行政部门的联系，真正作到政企分开，自主决策，自负盈亏。
第三，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现代社会化生产本身对于产权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它具有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在这些不同的实现形式之间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能将国有制视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传统的国有制和苏式“集体所有制”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在对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当前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社区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实践中逐渐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后社会保障基金等公有制形式更有不可估量的远大前途。在改革过程中，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开拓出各种适应现代生产力和产权社会化要求的公有制形式。
第四，认真落实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的发展的方针。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重要的形势，私营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情况也是如此。改革以来，我国虽然允许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常常被人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对它们的歧视，引起了不少消极后果。必须坚决废止一切对于私有经济歧视性规定。需要强调指出，给私营企业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一种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的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应取决于这种经济成分本身的竞争力和对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所作的贡献。民营经济成分将长期存在，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也将长期保持，而不能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以后重蹈追求“一大二公”的覆辙。
第五，尽快在涉外经济关系中建立平等竞争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初，传统的计划体制还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国家对外商经营范围还有比较多的限制，外商对中国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外资企业以特殊优惠待遇是必要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开放，继续实行对中外企业差别对待和只对外资企业和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应当按照开放经济的要求，尽快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过多的限制和对它们的“超国民”的特殊优惠。加快对内对外普遍实行国民待遇的步伐，逐步建立公正竞争的开放经济体制。
第六，坚持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为了确保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国家应当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切实防止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公共财产向少数人流失，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多种政策工具，例如社会福利设施和累进税制度，来扶助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防止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保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的逐步实现。
第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政府行为。为了规范市场中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经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政府在国民经济中将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各级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尽力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要着重于竞技规则的设定和执行。
第八，我国的经济改革正在进入一个全面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建立良好的法律框架，确立民主制度和建设法治国家，将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改革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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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这句话见“论合作制(1923年1月6日)”，《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四卷第687页。
[2]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42页。
[3]见同上书，第437-451页。
八、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者
吴敬琏就是这样在思想理论上不断前进并勇敢实践的，他曾经深情地说道：“我对经济学的执着沉迷，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求索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学以致用”，古有明训。既然我从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国荣辱兴衰系于改革的结论，自然就应当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经济改革这一伟大的事业。”
正是怀着这样一份赤子之心，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个特殊而复杂的时期里，吴敬琏不畏艰辛、挫折、争论、强权、打击，追求真理。回首改革20年里学术界的各种争论，诸如：计划与市场；整体改革论与企业主线论；通货膨胀有害与有益论；泡沫经济有害与有益；腐败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吴敬琏的思想主张一以贯之，逐渐进步。在很多重要的改革和经济形势关头，他的思想和主张不被人们接受和理解，但事实证明他往往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来自于他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艰苦的学习和工作。他从不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英明”，而是为改革丧失了一次机会，为经济多走弯路而无限挽惜。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他始终如一地、热情地、尽职尽责地参与各个时期中国改革的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工作，对中国政府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有关方针政策给予了重要影响：
——1984年7月参加由马洪领衔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1]的意见书的写作。这份意见书为商品经济平反，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改革目标作了舆论准备。
——1986年4-6月在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期间，领导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框架性方案。这个方案经修改补充后在1986年8月得到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批准。虽然它因故未能执行，但开了改革设计的先河，并为1994年的改革作了准备。
——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建议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2]。
——1992-93年期间，以吴敬琏为首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提出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管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和市场体系等方面改革的方案，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3]。
——1997年5月，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向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和由他自己署名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研究报告，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作了准备[4]。
——面对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严峻形势，他在1998年4月提出，应当把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确定为中国的大战略。他的这个倡议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响应，使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热潮逐渐兴起。[5]
——1999年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为十五届四中全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关于如何执行“有进有退”的方针、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重要思想被写入四中全会《决定》。[6]
除了在体制模式上提出重要意见，在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政策问题上，他也采取了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
——1995年10月，吴敬琏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得知香港和内地都有一些人主张中央政府采取支持性政策，帮助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回升。回到北京以后，他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虽然1995年初以来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下降，但泡沫成份并未完全消除，如果在大陆的参与下将它重新“托”起来，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很可能处于泡沫破灭、处置帷艰的处境。虽然吴敬琏的意见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但他自认为总算尽到了经济学家的一份责任。
——关于农产品购销体制是近年来争论不少、也颇为敏感的问题。吴敬琏深以现状为忧，并且在1998和1999年期间向政府有关领导人和领导部门坦率地陈述过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要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一方面建立国家粮食专储体系，负责对战略性储备进行吞吐调节；另一方面，放开其余部分的粮食购销，国有粮食企业不再承担政策性任务，也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可以在市场化的目标下，逐步过渡[7]。
除了以学者的身份发表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吴敬琏和荣敬本、赵人伟等人一道，在1985年创办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他从一开始就担任执行主编，直到1992年，接受蒋一苇先生临终嘱托担任《改革》杂志主编后，才从《比较》杂志的日常编务工作中退出。认真是吴敬琏最突出的品格。作为杂志主编，他总是亲自组稿、审稿，甚至和作者一同进行采访和作文字推敲。既把握杂志的总体取向，又保证稿件质量。在吴敬琏和他的同伴们的辛勤耕耘下，这二本杂志都办出了自己的风格。它们由于所具有的前瞻性、大信息量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而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杂志。
此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精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博士。对每一届新生，他都帮助他们选择所修课程。如果觉得自己在哪个领域力不从心或是有比自己高明的人，便力荐学生去求教，想方设法为学生们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他告诫他们不要为当前社会上的浮躁所染，为名利所惑，不要急于求成，而要踏踏实实地学习，掌握真本事，来报效国家。他时常为学生们提供各种机会，扩展他们的视野，使他们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和理论高度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吴敬琏对待学生的认真负责有口皆碑。学生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也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态度和精神风范。
多年来，吴敬琏为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攻读MBA和EMBA的学生们讲授《中国经济》课程。199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就是在这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经反复修订而成。直到现在，吴敬琏还要为每班MBA和EMBA学生进行48学时或32学时的连续讲课。对于一位已届古稀之年的老人，其辛苦可想而知，但他却乐此不疲，因为他寄希望于新一代的人们。
二十年来，吴敬琏倾心倾力帮助提携了大批青年，其中很多学生如今已经在不同的专业取得成就。
吴敬琏是一位持独立品格的学者，有报国情怀的经济学家，怀乐观之心的改革者，同时还是一位可亲可敬、令人爱戴的师长。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着青年时代的抱负，先辈的理想，顾准、孙冶方等前辈朋友的希望。
如今，七十岁的吴敬琏还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强度辛勤地工作：著书立说，培育后生，报告讲演，咨询顾问，参政议政。
愿中国的改革事业早日获得成功。
祝吴敬琏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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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经济研究》1984年第12期发表的该文。
[2]见吴敬琏“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1992年4月30日)“，《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41页。
[3]见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设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
[5]见吴敬琏：“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1998年4月24日)”；“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对策建议(1998年7月14日)”，国务院研究室《决策参考》1998年第387期。
[6]见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编：《国企改革攻坚15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7]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30页。